1937年3月上旬，《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已恢复了自由，并乘飞机去太原接洽重要问题。

  组织上迅即交给于炳然一个新的任务：返回国内，帮助张学良将军巩固 东北军，以使之成为抗日的一部分力量。于炳然归国后，才知道这一消 息乃是误传。

  6月28日，为筹集办东北救亡总会机关刊物的资金，经高崇民、卢 乃赓写信联系，于炳然在上海晤见了张学良将军的女友赵(赵四小姐)。

  见面后，赵说，两天之内她就去看张学良，要于炳然写一封信由她带 去。于炳然在信中赞扬张将军“双十二”之举为民族建立了功勋，又将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的情形和要办一种刊物的打算告诉了他。

  7月初的一 天，赵来电话约于炳然在虹口摩里根饭店会面。见面后，她说：“汉卿 特别关心你，赞成你办刊物。但要慎重，不要像杜重远似的闹出事来。 最好现在不要活动。等汉卿出来后， 一切都有办法。”

  接着，她拿出 2000块钱说：“这是给你办刊物用的。不够，以后再向我说。但无论如 何不要说是汉卿给的，必要时只能说是我给你的。”

  1938年秋，即武汉失陷前夕，为了救济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难民，于 炳然代表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向被关押的张学良将军募捐。张将军慨 然应允，并亲笔写信让王化一为之解决——张将军捐赠了3000元巨款。 此后，张学良将军长期被监禁，失去了自由。然而在于炳然的心中， 一 直深念着这位和他在抗日救国战线上结成不同寻常的情谊的朋友、这位 为全民族同胞所敬仰的伟大爱国者。

  1937年5月，于炳然从莫斯科回国后，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在上海 的一家旅馆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会面了，从而与党接上了关系。 潘汉年要他以东北籍归国留学生的身份，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于是，于炳然去见了蒋介石。他不卑不亢，从容恳切，着重谈了政府应支援东北 抗日联军和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问题。

  不久，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于炳然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 委员、少将参议。从此，他以这一职务为掩护，长期从事党对上 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以他秘书的名义)来对付东北军和所 有的东北人。其目的是防止东北军反蒋，并相机拉拢东北人士为蒋所 用。戴笠与东北人的一切交往、应酬和监视，无不出于这一用心。

  见面后，互相寒暄了几句，戴笠就把话转入正题：“炳然兄，咱们 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

  戴笠说：“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 我有事，我求你，这叫普通朋友。至于特殊朋友，那就不同了，我马上 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好朋友，很重要的好朋友，还能够使你马上负起一 部的责任。”

  戴笠神色诡 谲地说：“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当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于卓(当 时驻苏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你有四个优点：

  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见对方并无任何反应，他 又做出微笑来，接着说：“当我接到这封电报时，我曾很费思考。这样 一个好人，又有国家民族意识，又精明强干，又能吃苦耐劳，又重义 气，为何会加入呢?

  第一，他主张抗日，政府当时还没抗日，所以他反对政府，因而加入了。但是， 政府是主张抗日的，当时所以不抗日，是在争取准备的时间，到了抗日 的一天，自会得到谅解。所以这一条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他政治上无 出路，所以才加入，那么给他出路。所以我看这一条也是不成问 题的。

  第三，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 主义还不够，必须。那么,既然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当然 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所以我看这一条 也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我看到于卓的电报，又加以思考之后，我只想 了那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

  现在我们认识快一年了。据我的 观察，于卓说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 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

  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 事’,说你从未加入，或是脱离。只要你这样，我到委员 长那里，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戴笠说完之后，于炳然从容不迫地问他： “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

  于炳然说：“那么假如明天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 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员；后天，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 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员，但谁说他是员了?无的放 矢，何其无聊乃尔!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

  于武官说我的四点长 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员’, 这决非事实……

  不错，在莫斯科我曾与王明有过往来，那正是由于我主 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对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况且，那是 在莫斯科，王明也没有怕与我会见及谈话的必要，所以才曾经见过面。

  但不要认为与王明见过面的人就是员……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 我吗?”

  于炳然说：“事情在我这方面是很简单的，用不着什么考虑，还是请你多考虑考虑吧。”

  为了达到把于炳然拉过去的目的，戴笠一面以“杀”相威胁，一面 以高官厚禄相引诱；表面上堂而皇之，彬彬有礼，实际则阴险狡猾，凶 狠毒辣。

  于炳然对戴笠的一番威逼利诱，既无所畏，更不为所动，凭借 大智大勇和舌辩之才，巧与周旋，使戴笠奈何不得，只好收场。

  1937年6月1日，于炳然到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 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东总”是在中国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 救亡团体。

  6月20日，“东总”成立大会在北平东北大学开幕。大会主席团由 高祟民、卢广绩、栗又文、苗勃然、于炳然5人组成。大会通过了简章， 选举了委员和常委，确定了组织机构。于炳然被选为常委，担任宣传部 主任。

  卢沟桥事变后，“东总”总会迁到上海，上海抗战爆发，又迁到南 京。同年11月，上海沦陷，南京不保，“东总”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 随政府退到武汉，在武汉明月桥顺直会馆办公。这时，“东总” 党组，受中央长江局领导。党组书记为刘澜波，党组成员有张希 尧、张庆春、阎宝航、韩乐然、陈先舟、徐仲航、于毅夫和于炳然。

  1938年1月的一天，刘澜波通知于炳然，说王明(中央长江局 书记)要来看于炳然，要他晚间在旅馆等候。

  深夜，王明和潘汉年一同 来了。于炳然向他们汇报了回国后的工作情况。王明征求于炳然对今后 工作的意见，于炳然表示，愿意回党内工作，不愿再搞统战工作。

  而潘汉年却说：“像炳然有这样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还是在外边工作好。因我们能胜任这样统战工作的干部是不多 的。”

  1938年6月，“东总”成立一周年之际，经改选，于炳然担负了更重 要的责任——总会秘书长。从此，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东总”的工作 上了。

  当时，在武汉的许多救亡团体中，“东总”被称为老大哥。它有14 个分会，30多个通讯处。它支持和组织了抗日武装——游击队，在武汉 曾开办过几个训练班，把培训的干部分批输送到华北各游击队中。“东 总”还先后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团(即文工团),先后送往吕正操部队 和延安。

  在武汉，“东总”的宣传队和群众队伍，是最引人注目的。不 但参加的人数多，而且队伍中有色调鲜明的彩旗，有巨幅的漫画和宣传 画，有整齐的乐队和歌咏队，有加以装潢的宣传卡车。“东总”的宣传 队曾在汉口公演了三天抗战戏剧，颇得好评。

  这些宣传形式，大部分是 于炳然从莫斯科借鉴来而加以创新的，它很快被各救亡团体所效法而推 广起来。在文字宣传方面，“东总”的《反攻》半月刊是当时一种很为 人注意的刊物。“东总”还举办过多次“名人讲演会”和“抗战问题座 谈会”。

  1938年秋，武汉撤守前，政府决定政治中心设在重庆，军事 中心设在衡阳。“东总”也大体上随着这一形势而部署。

  决定以高崇民、 刘澜波为首，携同组织、训练、联络三个部和一个宣传队去西安；

  在撤退前夕，于炳然按照党的决定，搬到李杜那里，正式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于炳然随李杜及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人员， 一路乘汽车经长沙奔 赴衡阳。到衡阳后形势已大变，便随军事委员会退至桂林。

  到了桂林，于炳然接到阎宝航、于毅夫的来信，约他速去重庆，并 说军委会已决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李济深主持，李杜有可能 被任命为常委。为了促成此事，李杜委托于炳然前往活动。于炳然于12 月28日乘机飞往重庆，他的活动取得了成功。1939年初，李杜被任命为 战地党政委员会专任委员。不久，经李杜推荐，于炳然被该委员会任命为设计委员。

  1933年4月，于炳然正 在巴黎出席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的各分盟代表大会。忽然接到刘咸一 (员)、杜春晏的电报，约他速去柏林。于炳然从报纸上得知，著 名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已于4月10抵达柏林。于炳然 猜测，约他前往必与此事有关。

  果然，到柏林后知道，刘咸一所以发 报，乃是德国中国语言领导人王炳南的授意。因为马、李、苏三 人到柏林后，已为中国公使馆派一批人包围起来，使进步留学生无法与 他们接近。只有刘咸一、杜春晏，因是黑龙江人，还可以经常在马占山 等几位将领的左右。约于炳然前来，正是为了加强对三位将军的影响。

  在柏林的十几天中，于炳然与李杜相处得较好。李杜对有强 烈的不满情绪，很愿意同于炳然交谈。后来李杜去罗马，又特地约于炳 然前去。在罗马，于炳然与李杜同住了多天，他们每日必谈，而且见解 略同。

  有一次于炳然问李杜：“你所领导的义勇军，为啥不联合共产 党共同抗日?”

  李杜支吾了半晌，不知道怎么来回答。实际上，这一问，使 李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他思想上由于的宣传所筑起的 堤坝，开始动摇。临回国时，李杜特地向于炳然表示，他回到上海 后，希望派人与他往来。

  在重庆期间，于炳然与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如李杜、刘哲、莫德惠、邹作华、万福麟以及王亢生等经常往来，相处甚好，因而常取得他 们对“东总”工作的支持。

  例如，当时“东总”经费相当困难，甚至连 许多同志的最低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于炳然就曾经每月从李杜那里拿 来三四百元钱，给刘澜波、于毅夫、陈先舟、徐仲航、张希尧、韩乐然 等同志作生活费用。

  为曹松华、车向忱以及赵清黎、卢广声同志的生活 和“东总”工作上的需要，于炳然曾找过王芃生帮忙。但于炳然本人却 从不接受他们的帮助，那是为了留一条替别人、替“东总”说话的后 路。

  李杜将军对于炳然是极为信赖和器重的。他曾把张学良将军赠给自 己的一支派克金笔转赠给于炳然作纪念，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了。

  于炳然从1937年经党组织同意，打入上层，任军事委员会第 二处设计委员、少将参议开始，直至1941年奉命撤回延安为止，除了做 党的统战工作外，还一直以他的特殊身份，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1939年8月，于炳然按党组织的部署，正式到“军委会战地 党政委员会”就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该会下设军事、党务、政治、 经济、文化和敌情六个研究组，于炳然任敌情研究组组长。

  因此 “军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种情报，在于炳然手边都有一 份。他把这些情报，及时地让人复写，送交给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的王梓木同志。

  有时，对成册的、系统的材料，复写来不及，于炳然就 把原件送交给党组织，待用完后再退还。当时在重庆，的特务活 动是无孔不入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从那里出入的人，都时 刻在特务监视之下，所以传送情报一事必须格外慎重。当时于炳然所提 供的情报，多数是王梓木以看望老同乡的名义，到“东总”来取。对于 特别紧急、重要的情报，只得采取其他方式来传递。

  如有一次，于炳然先用电话约好，双方各驾驶一台汽车，在约定好的时间、地点相遇。在 两车相错的一刹那，把情报送过去了。

  凭着卓越的胆识和机敏，于炳然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始终隐蔽得 很好，不仅没被敌人所察觉，而且就连同他一起在“东总”工作数年的 同志，也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秘密地在另一条战线月以后，“东总”的活动开始受到当局的无理限制。 《反攻》半月刊连遭刁难性审查。各地分会遭到的打击更大。

  鉴于这种 形势，1940年7月初，中央长江局决定于炳然和于毅夫二人撤离重 庆。偏巧这时战地党政委员会改由程潜负责，李济深被调往桂林任行营 主任。于炳然征得周恩来副主席同意，趁李济深离职前，先行撤退。

  于 是，他向李济深呈请，去陕北榆林，视察东北挺进军的伪军反正工作。 他的呈请得到准许，并同意他携带副官和秘书各一人同往。

  出发前，于炳然遵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将他的可能利用的社会关 系全部留下。他将李杜的关系介绍给于毅夫；将王芃生的关系介绍给徐 仲航；将屈映光的关系介绍给阎宝航。

  临行时，周恩来副主席对于炳然说：“人，走到啥地方都 要把擦干净。你既然说是去马占山部队，就去一次，将他们给你的 任务完成后，写个报告，算清了报销，回到延安再留下，派你的秘书回 来办交代。不要一到延安就不去了，免得他们又闹什么‘携款潜逃’ 啦、‘通缉’啦等名堂。到延安后住交际处，刘澜波去看你，你再同他 商量北去的事。”

  周副主席又说：“到西安后，办一件事，高崇民生活已没有很好的方法， 林老(伯渠)几次给他钱，他不接受。你要说服他，哪有只管工作，不 要生活费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

  于炳然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视察员的身份，率秘书张石光、警卫员唐昆，奔赴陕北。

  到了西安，于炳然去见林伯渠同志。林老建议他随马占山的运输队 走，比较安全。于炳然已将高崇民说服，并从林老那里为他代领了三个 月的生活费。又与高崇民商定了今后西安分会的工作方针。

  于炳然一行三人，随马占山运输队长途跋涉，于10月20日到达了 他们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在延安只停留了10天，就按照 周副主席的指示，继续北上，奔赴榆林。在那里完成使命后，于1941年 1月15日返回延安。

  同年4月，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到马列主义学院和马 列主义研究院学习。8月，他被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国际组 组长，受任弼时领导。在此期间，受到了主席的单独接见。1942 年3月，调到中央情报部第四室，任调查研究组组长，代理第四室副主 任。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隐藏在党内的大阴谋家康生，直接掌握反 奸肃反的大权。他利用窃取的权力，对许多党内外的好同志、好干部， 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他竟无中 生有，信口雌黄，说：“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指与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和警卫员，以及他们随身 佩带的),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由此，不 容于炳然以实情相分辩，把他押进了监狱。谁料这一入狱，竟达数年之 久，其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46年，周恩来副主席得知于炳然所蒙 受的不白之冤，十分震惊，立即由重庆发回电报，证实了于炳然在他直 接领导下工作的真实情况。这样，于炳然才得以恢复了自由，恢复了组 织生活。

  1947年，于炳然回到会部(原情报部)从事研究工作。1948 年初，中央成立外事组，在平山西柏坡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 于炳然出席了这次会议。1948年底，于炳然由会部派出，作为先 遣部队，随李克农部长进驻北平，进行接收工作。

  1949年4南京解放，于炳然任南京公安局办公室主任。1949年月11月，重庆解放，于炳然率 少数干部进城接管，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长。

  重庆是国民 党政府最后的所在地，所以西南地区解放初期的敌情相当复杂。在肃清 匪特、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于炳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